最後更新: 2026-02-03
新聞稿發佈日期:2/3/2026

香港的法治精神建立在一個最基本的承諾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適應，量刑必須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可責性、後果及阻嚇需要，而非被告的社會地位、職業前途或機構背景。然而，2025年9月1日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黃國輝對姚新燊督察「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案件編號：DCCC63/2024一案的判決，卻以極其戲劇性的方式，將這一承諾推向崩潰邊緣。法官先在定罪後明確宣稱「監禁無可避免」，卻在收到多名警隊高層求情信後，完全放棄這一底線，改判僅240小時社會服務令，讓一名導致途人右腿截肢的被告免於牢獄之災，繼續從事警務工作。這不僅是個案的離奇轉折，更是香港刑事司法量刑原則在執法機構壓力面前一次赤裸裸的退讓。

案件的核心爭議不在於被告是否罪成，而在於量刑過程如何被扭曲。法官最初的立場符合上訴庭一貫指引：危險駕駛引致嚴重傷害，特別涉及明顯違反交通規則（如衝紅燈）及造成永久殘疾後果時，即時監禁乃基本起點。然而，當高層求情信湧入，強調「判監將終止被告警務生涯」時，這一原則瞬間被棄之不顧。職業前途與身份地位，竟成為凌駕罪行本質的決定性因素。這一轉變不僅違反《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及上訴庭確立的量刑框架，更直接對受害人構成二次傷害，向整個社會傳遞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執法人員犯刑事罪後，可憑機構保護網免受應有懲罰。

案情時間線：從「監禁無可避免」到「社會服務令」的180度轉向

2023年6月某個凌晨，30歲休班警務督察姚新燊駕駛私家車途經旺角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當時交通流量稀少、視野清晰，他卻衝紅燈，先撞上一輛的士，再間接波及一名途經斑馬線的女途人。衝擊力導致該女子右腿遭受粉碎性骨折，傷勢惡化至必須截肢，從此終身殘疾，生活、工作、家庭全面崩潰。被告經審訊後於2025年7月28日被裁定「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成。

定罪當日，暫委法官黃國輝在判詞中清楚指出：被告的駕駛行為遠低於一個合格及謹慎司機應有的水平，誤認行人綠燈為行車綠燈並非一時分心，而是嚴重疏忽；案發環境視野良好、交通流量低，被告的錯誤更顯不可原諒。法官更明言：「本案屬嚴重罪行，監禁刑罰無可避免，現階段不會考慮社會服務令或緩刑。」此時的立場完全符合香港刑事法對同類案件的量刑指引：上訴庭在過去案件反覆強調此罪行的量刑起點為即時監禁，特別當涉及明顯違規及永久傷害後果時，監禁乃必要刑罰，以達致足夠阻嚇及維護公眾安全。

然而，押後至2025年9月1日的判刑聆訊，形勢急轉直下。辯方呈上多名警隊高層求情信，包括助理處長、東九龍總區指揮官、刑事總部高級警司等人的聯署或個別信件。這些信件內容高度一致：強調被告過往工作表現優良、對警隊及社會貢獻良多、悔意真誠，若判即時監禁將終止其警務生涯，機構承諾加強監督及紀律管理。法官閱畢求情信後，即決定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並在最終判刑時完全接納報告正面評估，判處最高時數240小時社會服務令、停牌兩年及完成駕駛改進課程，徹底免除任何監禁刑罰。

判詞中，法官明確寫道：被告無刑事交通紀錄、工作表現優異、報告顯示極大悔意；案情較其他同類案件輕微（凌晨、交通少、車速不快、間接撞傷）；若判即時監禁會對被告造成「不合比例及毀滅性影響」，其職業生涯終止將屬過重後果。這些理由的核心，正是將「被告犯案前的身份地位及職業前途」置於罪行嚴重性之上。這一邏輯的轉變，不僅推翻了法官自己先前設定的量刑底線，更直接違背普通法量刑最基本的比例性原則。

量刑原則的崩壞：職業前途何時成為免監禁的護身符

香港刑事司法的量刑框架，源自普通法傳統及上訴庭數十年判例所確立的指引。其核心原則可歸納為三點：一、罪刑相適應；二、阻嚇、懲罰與改造的平衡；三、量刑必須獨立於被告的社會地位、財富或職業身份。早在1990年代，上訴庭在多個案件中已明確指出：職業損失、經濟後果或社會地位下降，屬被告犯罪後自招的自然結果，絕不可作為減免監禁的主要依據。否則，任何擁有較高社會地位或專業資格的被告，皆可主張「判監會毀滅其前途」而要求輕判，量刑制度將徹底失靈。

姚新燊案的判詞卻反其道而行。法官將「若判監將終止警務生涯」視為關鍵減刑因素，並以此為由放棄原本「監禁無可避免」的立場。這一做法等於承認：警察身份不僅不應成為加刑因素（這是正確的），反而可轉化為強大的減刑優勢。這種邏輯一旦被接受，後果極其嚴重——醫生若因醫療失當致人死亡，可主張「判監將永遠失去行醫資格」；教師若涉性侵，可主張「入獄將終止教職」；企業高管若犯詐騙，可主張「坐牢將崩潰事業」——所有這些論述都將變得「合理」，刑事司法將淪為評估被告個人損失而非罪行後果的競賽。

更令人憂慮的是，法官在判詞中雖提及案情「較輕微」，卻完全忽略了受害人右腿截肢這一最嚴重的後果。永久殘疾、終身輪椅、無法正常工作與生活、心理創傷——這些損害遠超一般「嚴重傷害」案件，卻在量刑考量中被邊緣化。相反，被告的職業前途卻被放大為「毀滅性影響」，彷彿被告的警務生涯比受害人的餘生更值得保護。這一輕重倒置，正是對受害人權益最直接、最殘酷的漠視。

高層求情信的制度與對法庭影響力

求情信制度原本旨在讓法官全面了解被告的品格、悔意及背景，從而作出更合乎比例的判刑。然而，當求情信來自被告所屬機構的高層，且數量龐大、層級極高時，它已不再是中性資料，而是帶有強烈機構色彩的壓力訊號。在姚新燊案中，多位助理處長級別以上警務人員的聯署或個別信件，直接將被告的職業價值與機構形象綑綁，暗示判監將損害警隊整體士氣與運作。這種集體表態，實質上將法庭置於「若判重刑即損害執法機構」的道德困境之中。

上訴庭在過往判例中，從未認可此類機構性求情可凌駕罪行嚴重性。相反，多宗涉及公職人員的案件（如前懲教署職員襲擊案、前消防員危險駕駛案），法庭均明確拒絕以「職業影響」為由大幅減刑。姚新燊案的例外處理，顯示求情信機制在特定群體手中，已變質為事實上的包庇工具。這不僅違反司法獨立原則，更讓公眾合理懷疑：當執法機構高層集體向法庭「求情」時，法官是否仍能維持真正的大公無私？

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與公眾信任的崩潰

受害人因被告的魯莽駕駛而失去一條腿，從此人生軌跡徹底改變。她需要長期復康、適應義肢、面對就業歧視、承受心理陰影，這些損害是永久且不可逆的。然而，判決結果卻是：加害者僅需完成240小時社會服務令，即可繼續穿上警服、領取薪金、享有公務員福利。這一對比所帶來的衝擊，遠遠超出個案範圍。它向所有市民傳遞一個訊息——如果你不幸被執法人員嚴重傷害，而對方擁有強大機構後盾，你的痛苦可能只換來對方輕描淡寫的「社服令」。

這種不公感並非孤立。近年多宗涉及現役或休班警員的危險駕駛、襲擊或濫權案件，均出現非監禁刑罰傾向，公眾對「雙重標準」的質疑已累積成系統性不信任。姚新燊案只是冰山一角，它暴露的問題卻極其深層：當法官願意為了保護被告的職業前途而放棄自己先前設定的量刑底線，當高層求情信可輕易扭轉「監禁無可避免」的立場，當受害人的終身殘疾被邊緣化，香港的法治還剩下多少公信力？

制度改革的迫切呼聲：堵塞灰色地帶，重建量刑公正

要避免類似悲劇重演，香港司法制度必須從根本上回應以下問題：一、是否應立法或透過指引嚴格規範求情信的來源、數量及權重，特別禁止執法機構高層以機構名義集體求情？二、是否應明確規定「職業前途損失」不得成為減免監禁的主要或決定性因素？三、律政司對明顯過輕判刑的覆核機制，為何在涉及警察被告的案件中幾乎從未啟動？四、是否應設立獨立量刑委員會，定期檢討及更新危險駕駛引致嚴重傷害等罪行的量刑指引？

這些改革並非要針對任何特定群體，而是為了確保量刑原則真正回歸罪行本質，而非被告的身份地位。否則，香港的法治將繼續在灰色地帶中搖擺，公眾的信任將一次又一次被消耗殆盡。

姚新燊案不是單純的司法失誤，而是一面鏡子。它照出當執法特權與司法酌情權碰撞時，普通市民的公義有多脆弱。它提醒我們：如果連導致截肢的嚴重罪行，都可因被告的職業身份而免於監禁，那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還能有多少說服力？

引用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Cap. 221 第81A條及相關量刑覆核程序.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21

香港司法機構. 區域法院刑事案件判決摘要（姚新燊案相關報導摘錄）. https://www.judiciary.hk

香港01. (2025年9月1日). P牌督察看錯燈重創女途人獲助理處長等求情判社服令拭淚.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60268660/p%E7%89%8C%E7%9D%A3%E5%AF%9F%E7%9C%8B%E9%8C%AF%E7%87%88%E9%87%8D%E5%89%B5%E5%A5%B3%E9%80%94%E4%BA%BA-%E7%8D%B2%E5%8A%A9%E7%90%86%E8%99%95%E9%95%B7%E7%AD%89%E6%B1%82%E6%83%85-%E5%88%A4%E7%A4%BE%E6%9C%8D%E4%BB%A4%E6%8B%AD%E6%B7%9A

獨立媒體. (2025年9月1日). 涉衝紅燈致女途人骨折及截肢休班警危駕罪成判240小時社服令.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6%94%BF%E7%B6%93/%E6%B6%89%E8%A1%9D%E7%B4%85%E7%87%88%E8%87%B4%E5%A5%B3%E9%80%94%E4%BA%BA%E9%AA%A8%E6%8A%98%E5%8F%8A%E6%88%AA%E8%82%A2-%E4%BC%91%E7%8F%AD%E8%AD%A6%E5%8D%B1%E9%A7%95%E7%BD%AA%E6%88%90-%E5%88%A4240%E5%B0%8F%E6%99%82%E7%A4%BE%E6%9C%8D%E4%BB%A4

Yahoo新聞. (2025年9月15日). 香港法治的鏡子：姚新燊危險駕駛案與警察特權之辯. https://tw.news.yahoo.com/%E9%A6%99%E6%B8%AF%E6%B3%95%E6%B2%BB%E7%9A%84%E9%8F%A1%E5%AD%90-%E5%A7%9A%E6%96%B0%E7%87%8A%E5%8D%B1%E9%9A%AA%E9%A7%95%E9%A7%9B%E6%A1%88%E8%88%87%E8%AD%A6%E5%AF%9F%E7%89%B9%E6%AC%8A%E4%B9%8B%E8%BE%AF-083348269.html

香港終審法院及上訴法院判例選輯（量刑原則相關）：HKSAR v. Li Kwok Cheung 及類似危險駕駛案件判決.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

資料原文: 亞洲新聞稿聯綱: https://www.pressasia/content/73/香港司法的灰色地帶 - 姚新燊案如何暴露量刑原則的崩壞與執法特權的幽靈

財政部正式開鍘！「網紅稅」不再是傳言 9月10日新規上路全面補漏洞

財政部今（10）日重磅發布《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營業稅作業規範》，正式將YouTuber、直播主、IG創作者、Podcaster等所有「經常性」在網路上賺錢的個人納入營業稅課徵範圍。這份被媒體稱為「網紅稅」的規範，其實不是新稅種，而是把過去十幾年來數位創作者的灰色地帶一次補平。從今天起，只要你是境內居住的創作者，達到條件就必須辦稅籍登記、開統一發票、繳營業稅。財政部更給出長達9個月的「免罰輔導期」到2026年6月30日，形同最後通牒：再不登記，之後抓到絕不手軟。

誰逃不掉？三個條件只要中一條就得報到國稅局

規範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境內網紅符合以下任一條件，就必須在30日內辦理稅籍登記：第一，在台灣有固定實體營業場所，例如租攝影棚、個人工作室；第二，已有營業牌號、僱用員工或經紀團隊；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條：單月「銷售勞務」達5萬元或「銷售貨物」達10萬元。換句話說，就算你一個人躲在家裡剪片、畫插畫、開直播，只要勞務收入破5萬，就自動變成營業人。財政部強調，這不是針對頂流網紅，而是全面網羅所有「經常性」賺錢的創作者。

錢從哪來就課哪裡！觀眾在台灣你就跑不掉

最讓創作者頭皮發麻的是課稅判斷邏輯：財政部把「觀眾所在地」當成決定性關鍵。無論你跟YouTube、Twitch還是TikTok簽約，只要你的內容被台灣境內的付費或免費觀眾收看，那筆分潤就屬於「境內提供勞務」，必須課5%營業稅。小規模營業人可申請查定課稅，稅率降至1%，但前提是你得先登記。財政部舉例：某網紅從YouTube拿65元分潤，若80%流量來自台灣，就有52元要課稅；剩20%來自國外則可零稅率。這代表未來每個月都要精算「境內外觀眾比例」，平台報表將成為報稅命脈。

斗內、會員、業配、賣課全中獎 沒有一筆能躲

很多人以為只有AdSense才要繳，錯得離譜。規範明白寫出：直播打賞（Super Chat、Bits、飛機大砲）、訂閱會員費（YouTube Membership、Patreon）、品牌業配、賣電子書、線上課程、周邊商品，只要具有「經常性」與「營利性」，全部納入課稅範圍。財政部特別點名，平台扮演中介角色，觀眾付費或免費觀看才是「最終消費行為」，因此創作者從平台拿到的分潤，實質就是「在台灣提供表演勞務」，無法再用「境外平台給錢」當擋箭牌。

9個月免罰黃金期 財政部：先輔導後開罰

為了避免一上路就引發民怨，財政部罕見給出長達9個月的輔導期，從2025年9月10日到2026年6月30日。在此期間，即使沒登記、沒開發票、沒繳稅，都不會依營業稅法第51條、52條或稅捐稽徵法第44條開罰。但財政部也明白警告：輔導期結束後，若仍故意隱匿，一經查獲將補稅、加計滯納金，並處0.3倍到3倍不等的罰鍰。換句話說，這9個月是「最後赦免令」，聰明的創作者現在就該跑流程。

創作者現身說法：中小型KOL最痛 頂流早已習慣

PressAsia記者實際訪問多位創作者，反應兩極。百萬訂閱YouTuber「阿倫」表示：「我五年前就公司化了，每月固定繳營業稅，現在只是多一些人一起繳，剛好把市場洗乾淨。」反觀一位月入約8萬的插畫IG創作者無奈說：「我一個人畫畫，現在每個月要多繳800塊，還要學記帳、找會計師，真的快放棄接案。」另一位Twitch中型直播主則苦笑：「以前斗內聽飛機聲很爽，現在每聽一次就想到要多繳幾十塊稅。」顯然，這波政策對中間偏下的創作者衝擊最大。

平台角色大轉變 YouTube、Meta未來可能被迫協助查稅

規範雖未直接要求境外平台扣繳，但財政部已明白暗示：平台若想繼續在台灣大賺廣告費，遲早得配合提供「創作者收入明細」與「觀眾地理分布數據」。一位不具名國稅局官員私下透露：「我們已經在跟Google、Meta談資料交換，未來不排除要求平台直接代扣代繳。」這意味著YouTube、Instagram、TikTok等國際平台，可能從「幫創作者賺錢」變成「幫國稅局抓錢」。

國際早就這樣玩 台灣只是後知後覺補課

放眼國際，台灣這次其實慢了好幾拍。韓國2018年就開始大規模稽查網紅，2021年甚至有年收破億韓元的YouTuber被補稅上千萬韓元；日本國稅廳對副業收入超過20萬日圓就要求申報；美國IRS更直接，平台會寄1099表單提醒創作者報稅。相較之下，台灣還給1%查定稅率、9個月免罰期、境外收入零稅率，堪稱佛心。財政部官員強調：「我們不是要打死產業，而是讓數位經濟跟實體經濟站在同一個公平起跑點。」

產業洗牌才剛開始 小創作者退場、大者恆大成定局

多位行銷業者向PressAsia分析，短期內將出現三種現象：第一、部分兼職創作者會刻意控制收入不超過5萬，選擇退出變現；第二、中型創作者被迫公司化或找會計師，成本上升；第三、頂流與專業團隊反而受益，因為品牌更願意跟「能開發票」的創作者合作。一位資深經紀公司主管直言：「2026年之後，台灣網紅圈會少30%到40%的玩家，但留下來的會更值錢。」網紅經濟從此從「野蠻成長」進入「規範成長」時代。

財政部喊話：別怕，我們陪你走完這段路

財政部賦稅署副署長在今日記者會上罕見柔性喊話：「我們知道很多人第一次碰到營業稅會慌，各地國稅局已經成立專責窗口，也會陸續開線上說明會。」官員強調，規範的目的不是多收稅，而是讓新興職業被制度承認，讓創作者未來能更安心變現、品牌合作更透明、整體產業更健康。對許多創作者來說，2025年9月10日，將是台灣數位內容產業正式成年的日子。

參考資料

財政部賦稅署2025年9月10日新聞稿《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營業稅作業規範》

財政部訂定發布之完整作業規範全文

iKala《2024台灣網紅行銷與社群趨勢洞察報告書》

DATAREPORTAL《Digital 2025: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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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財政部賦稅署2025年9月10日新聞稿《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營業稅作業規範》

財政部訂定發布之完整作業規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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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REPORTAL《Digital 2025: Taiwan》